记者：共同富裕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而企业家是最有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的群体，您对中国企业家致力于共同富裕有什么期待？

宋志平：最近中央再次提出促进共同富裕，引发舆论热议，大家见仁见智，有人将此误解为“劫富济贫”。

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我国新发展理念所倡导的。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而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共享会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

古人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有能力的一群人，所以也要有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表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劫富济贫”，而是说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企业家，应该更多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更多地关心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这才是对共同富裕的正确理解。

从当代经济（包括欧美经济）的发展来看，这些年有两大主题：从微观层面看，就是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办企业的原则；从宏观层面看，世界各国大多是“唯GDP论者”，为GDP发展GDP。

这两者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繁荣，但经济社会按这样的理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等等。

所以，我们国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这是为了实现一种平衡，追求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今天我们提倡共享经济，就是从过去以GDP和股东利益最大化驱动的发展，转变为更加重视平衡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可以以共享的方式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克劳斯·施瓦布先生提出了另一种经济方式——利益相关者经济，即作为企业，不能只考虑股东利益，还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们把它称作共享经济。

企业的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社区等都属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现在西方一些企业认为应该把客户和员工的利益放在股东之前。

共享企业、共享经济是大家现在都在思考的事情。

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企业商业圆桌会议提出企业的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断重申这个原则，这个提法对全球（包括中国企业）的影响很大。

但到2019年，美国大企业商业圆桌会议提出，过去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有偏颇，企业的目的应该是让社会更美好，企业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就是共享企业的概念。

西方人把持这种理念的企业叫作“觉醒企业”。“觉醒企业”提出了三重底线：第一重是关注环境；第二重是社会责任；第三重是利益相关者。所以对企业来讲，这三重底线必须把握好。

今天从全球范围来讲，大家的认识都在深化；对于中国，要从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来看我们的企业。我们做企业的目的实际上也是让社会更美好，如果是这样看，企业就会发展得更稳健、更和谐、更有质量。

记者：您刚才提到西方已提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和我们倡导的共享理念，但如何让这种理念落地，比如说机制带有基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不能打造一种机制使企业家、员工、社会实现共赢，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宋志平：企业不仅要考虑股东利益，也要考虑员工的利益。我们常讲企业要建立内部机制，内部机制就是使企业效益和员工利益之间成为正相关关系。企业如果有这种关系就有机制，没有这种关系则没有机制。

华为是全员持股企业，任正非先生目前在公司只有0.81%的股权，他能把华为做得这么好当然和他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但华为这种“财散人聚”机制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地方国企来看，山东万华有两个机制：一个是科技分红，就是如果科技人员创造了新技术和新产品，则从其所得的利润中提出15%给创新者分红，一分就是5年，这极大地激励了科技人员。

所以万华的技术创新做得很好，万华研发大楼通宵灯火辉煌是常态，很多化工新产品万华都能研制出来，而且附加值比较高。

另一个是让员工持股，员工持股占20%，烟台国资委持股21.6%，其他持股者为散户。这件事他们也做得很好。

海康威视在共享方面是央企中做得很好的。他们推行员工持股，最早是让员工按15%的比例持股，公司上市后，又做了4次限制性股票分给员工，而且其下属新投资公司都推行了员工跟投。

记者：企业在共享过程中如何保障所有者的利益？

宋志平：有的企业家对把钱分给员工的提法感到迷惑不解，认为这样做是把企业所有者的钱都分给大家了，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有了好的分配机制，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活力都会增强，进而促使企业取得更好的发展，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也会得到更大的保障。

所以，这个机制看起来是让企业分蛋糕，实际上有了这个机制，蛋糕就能迅速做大，这样一来，每个人包括企业所有者都会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分得更多的蛋糕。

所以我们讲的共享机制并不只是对员工有好处，对企业所有者也很有益处，可谓“你分得多，我就会分得更多”。总之，这是一个多赢共赢的局面。我们去看凡是有好机制的企业，都做得很好，或者说今天做得好的企业一定都有好的机制。

没有好机制的企业是难以做下去的，民企和国企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相同。民企有好机制的天然基因，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的所有者都开明，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实际上也是企业自身的需求，企业自身要发展，一定要处理好利益关系，而不是单纯追求所有者至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企业需要觉醒，西方人将之称为“觉醒企业”，我用的是更易理解的一个词汇——共享企业。

我们所讲的共享经济、共享企业，西方人分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经济、觉醒企业，如果以中国的语境来说，实际上都可以放到共享这个范畴里，这更便于大家理解。

记者：有学者说华为这种分配机制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也是一种说法。当然，您用共享企业来概括这类企业是一种更精准的表述。除了共享企业外，您还提出了共享型企业家的概念，如何看待共享型企业家？

宋志平：德鲁克先生说，企业家是创新并创造了财富的人。只搞创新却不能取得商业成功不能叫企业家，创新并创造了财富才能叫企业家。但关键是拥有这些财富后该怎么办？这考验着我们每一位企业家。

我们希望企业家能够正确对待这些财富。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努力，这实际上是他对当代中国企业家的要求。他第一个讲的是爱国，习近平总书记说企业营销无国界，但企业家有祖国。所以企业家是否热爱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这是根本的事情。然后是创新和诚信，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后面提到了社会责任，就是期望我们企业家多回报社会、多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学习张謇，张謇是清末民初具备现代精神的一位中国企业家，他做了20多家企业，建了300多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楷模。

从这一点看，我们的企业应该有更大的情怀和格局，就是古人讲的“达则兼济天下”。目前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的企业家有曹德旺，过去他在公益慈善方面累计捐赠了100多亿元，最近又捐100亿元建一所应用技术大学，这也叫第三次分配。最近，宁德时代捐赠10多亿元给上海交大；中公教育集团李永新也曾给北大捐赠了10亿元。当然，我们提出让企业家做公益慈善不是搞道德绑架，不是要求企业家一定要做捐赠，而是说尽社会责任是我们企业家的一种情怀。

大家有了财富后，能够回报社会、多尽社会责任，社会就会给予我们更大的认可、更多的尊重，同时缓解收入两极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企业家做公益慈善，对个人、对大家都有益处，也有利于构建一个比较平和的社会，企业家应该有这种情怀。当然企业家在做企业的过程中，纳了税并安置了员工就业，这本身已是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企业家再拿出一部分创造的财富参与第三次分配、尽一些社会责任，会让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为什么我会提出做共享型企业家的倡议，就是希望企业家成为有共享情怀和理念的企业家。

其实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中国企业家做公益慈善，美国企业家在做公益慈善方面力度是很大的。这些年我们的企业家已成长起来了，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此时提出共同富裕、提出共享，对我们企业家是一个方向指引。大家应该积极正面地看待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企业家成为有爱心、有情怀的人。总之，为社会创造财富，让社会更美好也应成为企业家的目的。

从我们的政策来讲，刚改革开放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也应该去帮助后富者，这个好像没有问题，大家都能够理解。

当然，我们还主张企业家在初次分配中构建一种共享机制，带领员工走共同富裕之路，以助力社会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壮大中产群体。中产群体应该在“初次分配”中产生。企业家在初次分配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构建一种让大家多劳多得的机制，让所有干部员工都能在这个共享平台上通过创造财富富起来。

我以前讲过，我们要做有品格的企业，当时我读了美国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写的《城市的品格》一书，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的品格》，提出要做有品格的企业。

有品格的企业，第一要保护环境；第二要与员工共同成长，造福于员工；第三要多做公益事业，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第四要做世界公民。无论我们到世界哪个地方，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要把好的文化带去，给当地作贡献，为当地人民做好事，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我们做企业，应该做有品格的企业；做企业家，则应做有情怀的企业家。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中是有这些基因的，因为我们主张大同世界，也主张“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基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文思想。企业家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应该是精于创造财富，并用创造的财富回报社会的人。

记者：企业家致力于共同富裕需要有相应的实力，企业如何打造这种实力？

宋志平：任何企业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成长和做公益对立起来。

带领企业成长，是企业家的本领。如果我们用共享理念来做企业，就会创造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环境，员工就有了积极性。员工有激情有创造力，企业就有了竞争力，能够稳健地发展，企业自然就有了实力，包括回馈社会的实力，这是一个正循环。大多数企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上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无论是华为、万华还是海康威视都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员工富裕了，企业也发展得很好。

这种共享理念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清代的晋商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当时设计了银股和身股，持银股的是东家，就是金融投资者；身股的持有者是管理层和员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力资本。年底分红时，银股、身股各分50%。身股的50%中，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分25%，伙计也就是员工们分25%。这种分配机制使得当时整个山西涌现了很多发展得非常好且有名的晋商，比如平遥票号等，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个分配机制都非常先进。

记者：有企业家说“赚钱难分钱更难”，换句话说就是分钱分得不好也会带来问题。

宋志平：任正非经常说，分好钱就能多赚钱。他把分钱和赚钱连在一起了，并不是说把钱分了自己就没钱了，而是他认为钱分多了、分好了就能赚钱。这包含两层意思，一层就是企业家要开明；第二层是仅仅开明还不行，还要会分钱，会科学地分钱。开明不是说我把钱统统分完，让企业开不了张。企业家处理好企业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做到的。

我前不久在青岛遇到一位做建筑的企业家，他也做得非常好。他持有公司70%的股份，但他从70%的股份中拿出40%的分红权分给干部和员工。如果让干部员工们买这40%的股份，因为资本量太大，大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投资，于是他个人留下30%分红，其余40%股权的分红权分给干部员工，但原始股还是他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家都有积极性，而不是让大家都为掌门人干，搞股东至上，这其实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晋商。

其实企业家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想这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大家不愿做“土财主”，尤其在高科技、新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非常重要，需要解决好人力资本分配问题，要让那些优秀的年轻创业者享有股权，不然没人会给这种企业干。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是新公司对这个问题就会处理得越好。

所以未来社会从大的方面来讲，会产生一个共享经济格局；从企业来讲，会出现更多的共享企业；从企业家来讲，会形成共享型企业家群体，而不再是掉到钱眼里出不来的“土财主”。这代表着我们未来的方向，也是我们觉醒的标志。

当然，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财富，这是企业家的本份。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专家，但也要会分配财富。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要会分配财富，要让大家共享，当然企业家自己也“享”，不是说企业家不“享”都让别人去“享”，实际上也不是这样。

2018年，我跟任正非探讨机制问题时提到了共享，他说老宋你讲的共享就是分享，就是大家都来分享财富。共享倒也不是我的发明，中国企业家已开始大规模进行这种分享了。

我做了40年企业，经常跟大家讲管理的真谛就是调动员工积极性，如果谁能找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方法，就找到了管理的真谛。

管理并不复杂，当年我刚当北新建材厂长时，几千员工发不出工资。当时国有机制比较落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所以员工很冷漠。我就问大家：你们怎样才会有干劲？他们说：“宋厂长我们好多年没分过房子、涨过工资了。”后来我在工厂挂两个气球飘带，一个写着“工资年年涨”，另一个写着“房子年年盖”。之后员工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我也兑现了“飘带”上的承诺。我在那里当过10年厂长，这家企业从极度困难到上市，发展到今天一直是一家绩优的上市公司，就是解决了员工利益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我经常讲机制的原因，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现在作为会长去企业调研，发现哪家企业领导开明、有好的机制，哪家企业干部员工就有干劲、发展得就好。这是一个正循环，所以我经常给企业家们讲这个逻辑和道理。